2000年，在农村改革经历了22年后，一个来自基层的干部提出了农村发展的新问题，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发源地的农村，为什么在经历了22年改革后面临“苦、穷、危险”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说农村没有发展，而是相对于城市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相对落后的现象，在比较城市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展空间亟待拓展。因此，“三农”问题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一个相对现象，亟待加以解决。面对“三农”问题，十几年来我国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出台一系列发展政策，从农村税费改革，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十八大以来更多改革举措，这些改革和政策为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过，“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需要实现“三农”自身的发展，而且需要中国整体改革发展带来新的机会，同时，需要采取正确战略和有效措施来把握这一新机会。
一、新时代“三农”发展的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新的趋势。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变为全面的质量提升，需要新的增长动力，因此必须实现动力转换。经济新常态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累积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在新常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基础上，同时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靠释放出来的巨大需求来拉动；另一方面依赖低成本的要素投入来推动。而且，在这两方面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增长动力。然而，这些动力在今天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发展“瓶颈”，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和探索新的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需要在供给侧下功夫，但不是靠供给侧的要素投入，而是需要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因为这其中还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供给侧的结构调整，这是我国过去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必须通过改革才可能最终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调整，不再是增量意义上的调整，也不是有选择地进行调整，而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结构调整。如此，城乡结构、农村内部结构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现了短暂的领先发展，但很快就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中相对落后了。“三农”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调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农村也纳入其中，这意味着解决“三农”问题有了客观基础。
2017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显示出中央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决心和发展战略思路。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如此，解决“三农”问题也有了新政策助力。
新中国建立后，农村经济一直伴随着城乡互动关系变化而发展。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成的农业、农村补贴工业、城市的关系，大大限制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引起了新的城乡差距，导致农村发展相对落后。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后，具有了改变过去城乡关系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机遇。当然，任何历史机遇都不会是自然地降临到任何当事者头上，因为，获得历史机遇必然要面对新挑战，并且有勇气和能力迎接新挑战。
二、新时代“三农”发展面临的挑战
面对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新机遇，彻底解决困扰农村发展的“三农”问题，必须形成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如何形成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这迫切需要新时代“三农”发展有效破解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做强农业，而农业的弱质性一直以来都是城乡差距的基础。目前农村推动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农业价值链，确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产业发展之路，但走通这条路需要一定的条件，对于农村来说面临不少挑战。技术、资金、人才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备的条件。没有重大的农业技术创新，无法解决农业生产的绿色化和农业产量之间的矛盾；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实现农业技术创新难有动力；没有更多人才加入到农业技术创新队伍，农业技术创新很难实现。以此对照农村的现状，技术、资金和人才都存在较大短板，城乡之间的技术、资金和人才的流动还是单向度的，城市的“洼地效应”依然十分明显。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建立新的农业经营制度，而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滞后影响了新农业经营制度的建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起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将统一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分离，并在分置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基础上，把土地承包权交给农户的一种制度安排。该制度在近40年的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定盘星”作用，推动了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然而，该制度无法解决城乡发展的差距，也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经营，进而限制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如何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这是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目前，在农村探索实行的“三权分置”，以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为前提，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农村较为复杂的条件，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一新经营制度的实施也面临挑战。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把经营权流转后的出路在哪里？农民流转其土地经营权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土地对农民保障功能的替换？为此，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留在农村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经营权所需要的配套制度；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甚至放弃土地承包权所需要的配套制度。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打赢脱贫攻坚战，而返贫几率高是攻坚脱贫的重大考验。中央部署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要实现剩余的贫困人口脱贫。在精准扶贫的党的政策指导下，这一任务一定能够完成。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农村的扶贫脱贫基础比较脆弱，这使得脱贫攻坚不仅是达标问题，更重要的是挖掉农民贫困的根基，形成农民内生发展的机制。农民内生发展机制的建立对于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既是出路，也是挑战。
三、新时代“三农”发展的新特征
“三农”问题虽然是进入本世纪后被提出并得到关注的问题，但其含义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农业、农村都存在着问题。为了摆脱这一“三农”困境，农民自发地推动农村改革，把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分离出来包给农户。由此开启了“三农”发展的新路径。这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径，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这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初“三农”发展的一大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入城市，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农村改革形成的优势逐步丧失了，又聚焦成新的“三农”问题。对此，一方面，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来寻找“三农”发展的路径；另一方面，政府在“三农”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这呈现出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来推动“三农”发展的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特征。“三农”问题在新时代下也有了新的解决思路。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末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又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部署。在这一部署中，不仅可以看到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新思路，而且可以发现新时代下“三农”发展的新特征。这一新特征就是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切实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